转基因水稻导致不育一直使转基因处在舆论的风口，导致到多数人抵制转基因的各种农产品。但据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首次将转基因科普与研发和安全管理并列，这表明了中央对转基因研发的鲜明态度，有助于转基因议题的脱敏，纠正当前舆论污名化转基因技术的倾向。那么为什么转基因技术这么难以被大众所接受呢？
　　在谈论转基因科普前，不妨先换个问法，要不要转基因科普？之所以这么问，并不是让转基因科学家或相关科学界放弃与公众的交流，而是因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世界各国科学传播研究者30多年来对转基因的研究表明，转基因争议是公众心理认知特点、社会背景以及科学延后的传播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并不完全是由于公众的转基因知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用高举“转基因科普”大旗的方式来促进与公众在转基因问题上的交流，非常容易把凯发k8网页登录的解决方案——虽然现在并没有一劳永逸的凯发k8网页登录的解决方案——限于加强对公众的知识教育。而公众的科学知识程度并不能决定公众的转基因接受度，这几乎是科学传播实证研究的共识。在对转基因议题进行传播研究之初，学者们认为，科学知识水平对于人们接受新科技至关重要。但研究显示，公众对转基因的风险意识与他们的生物知识水平没有相关性，不同类型的知识对受访者觉察到的转基因的风险和收益在统计上也没有显着相关性。受众风险意识的高低与“不可知效应”紧密相关。所谓“不可知效应”，就是公众相信围绕着转基因还有大量的未知因素。其他学者则断定，与其说更高的知识水平决定了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不如说较高的知识水平启动了人们理性认知的快捷方式，让人们更倾向于基于风险与收益来衡量转基因。 　　为何中国的研究结论会与前述知识作用有限的研究结论出入较大呢？原因之一是时间差异。对中国的研究，最晚在2006年进行，其时中国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尚未固化，知识仍有用武之地，但这只是表面原因。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学历差异也代表着对科学界的信任度差异。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下，学历越高越容易信任科学家的工作。最近还有研究发现，中国的理工科研究生支持转基因的接近90%，原因很可能也在于此。实际上，许多学者相信，体制性信任特别是对公共机构的信任，是人们对转基因技术具有较低风险意识和较高接受程度的主要因素。所谓公共机构，既包括管理具有潜在风险性技术的政府部门，也包括开发这些技术的科学机构、科学家和企业。这很好理解，因为公众需要政府为新技术的安全打包票并管理可能出现的风险。就转基因技术而言，在公众认知水平和需要全面理解转基因技术所需要的知识之间总是存在差距，如此一来，体制性信任就成为填补这一差距的心理手段。如果缺乏体制性信任，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就会明显降低。例如，1990年代末，有研究者将相同的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信息拿给两组英国公众看，告诉其中一组这是科学家的结论，告诉另一组这是英国政府的结论。结果后一组对转基因安全的认可度明显低于前一组。分析认为，这是英国政府在疯牛病问题上隐瞒真相的结果。除政府外，体制性信任也体现在对科学权威的尊重上。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尊重科学权威和信任科学家对人们接受转基因等新兴技术非常重要。一项最新发表的对澳大利亚人10年来对转基因态度变化的研究也表明，对转基因技术的接受度与对科学家和管理者的信任显着相关。
　　正是这些社会因素和社会事件，使反对转基因的舆论经常占上风，并与人们心理认知方面的“偷懒”原则结合，在转基因问题上形成了公众舆论的固化。所以要消除公众对转基因的舆论，必须从科学宣传度和和政府扶持度两大方面来具体实施，并且多积极开展各种公众参与的科学活动，比如有关科学的听证会，让各种声音平等发言，才真正可能促进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